“那份‘保证书’上专门列着一项条款，言明如叛变，一旦被克格勃特别调查处查实，将由活动执行处予以秘密处决。”
郭启辉看了证件上的照片后，真的不敢起违抗之心，他觉得周围似有一双克格勃的眼睛时时盯着自己，稍有越轨即会被克格勃察知。于是他除了死心塌地为克格勃效劳外，别无选择。
收到邮包后的次日，郭启辉果然收到一封来自南京的电报——
父病危，速返宁，勿误切切！母。
郭启辉哭丧着脸去见领导，奉上电报，还没开口，领导就说：“快回去吧，在家待上半月一月没关系。”
为表示逼真，郭启辉立刻动身，去的却是长途汽车站。预购买了一张次日乌鲁木齐开往塔城的汽车票（当天的汽车已发车），然后找了家中档旅馆，以克格勃伪造的证件和介绍信住了一宿。
次日，郭启辉上了开往塔城的汽车，当天抵达，即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部”的介绍信和“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公安厅”的“边境通行证明”住进了塔城市委招待所。
克格勃对郭启辉此行的活动事先作了缜密的安排，每一步都由那个神秘的青年人当面交代得清清楚楚。郭启辉根据安排，第二天去了距塔城将近100公里地的一个公社，找到了党委书记，亮出假证件：
“我从北京来，国家粮食部的。”
公社党委书记是哈萨克族人，稍稍会说几句汉语，接过证件瞟了瞟，马上站了起来，恭恭敬敬双手奉还，说着生硬的汉语：“欢迎！欢迎！”
五六十年代，交通、通讯很落后，边远地区更甚。这位少数民族干部四十多岁，最远到过伊宁，北京只是听说，现在眼前来了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部的官员”，对他来说，自然是一桩了不得的大事了。
郭启辉又给他看“粮食部”的介绍信，上面写着派他来塔城地区调查和处理少数民族人民群众的缺粮情况。党委书记汉语只能说几句，郭启辉又让他说哈萨克语或者俄罗斯语，说自己听得懂，也能说。
党委书记见郭启辉能说少数民族语言，大喜，于是改口说起了哈萨克语。两人谈了一会儿，党委书记便吩咐备一辆马车，派一个也是哈萨克族的公社干部送郭启辉去离公社所在地最近的大队开展工作。
那个大队是清一色的哈萨克族，原先有700多人，“伊塔事件”时外逃200多人，现在还剩不到500名社员。由于贫困，也没有什么大队部，担任大队长兼党支部书记的那位仁兄的家（那是一种一半建在地下的用泥墙、草顶组成的建筑物）就是大队部。开队委会时，几个大队干部到大队长家里一坐便是。一年开一二次的社员大会，就在大队长家门口举行。郭启辉来后，大队长就在家里接待他。
当时正是三年自然灾害，这位大队长没什么能够款待“北京干部”的。郭启辉连忙拿出在乌鲁木齐以高价购买的牛肉罐头、肉干和烧酒，两位哈萨克基层干部见了十分高兴。
大队长又带郭启辉去串了几户社员的门，所见到的是家家缺粮，皆以野草、干果掺合充饥。
最后，郭启辉摊牌了。他说：“能不能把大队干部和社员代表请来，我要开个座谈会。”（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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